“初六日，惊蛰，大风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来找我喝酒，他的名字叫黄药师，这个人很奇怪，每次都从东边来，这个习惯已经维持很多年了。”

好了，对仙逝的哥哥祭祀完毕，我不愿到愚人节那天去凑热闹，不庄重。为了延续他做事精益求精的作风，参玉今天抛出点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来，与同好诸君分享。当然因为时间有限，查阅的相关资料也有所不足，这些东西猜想成分太多，仅可视作为阶段性的理论，尚不可视为最终结论。

之所以要将这些远未成熟的东西公之于众，一方面，迄今的玉器研究领域还无人做这方面的工作，我想借此当作投向“一心为钱”的死水中的一枚石子，希望能泛起些许涟漪。

我的另一点私心也在于，以此错漏百出的不经之谈，引起前辈老师的重视，能够更为广泛详实的搜集相关资料，加以批评指正，将这些萌芽培植为端正的有用之材。当然，在今天的篇幅中，我只能从庞大的体系中抽出一个小小的分枝，兴之所至的陈述，难免会显得逻辑性不强，也请大家见谅。

虽然阴霾密布、凄风苦雨，这也总算是春天了吧，都说“惊蛰”是唤醒蛰伏的虫豸，虫子蠢蠢欲动即为春天，我们就从这个季节说起吧。按照中国古代礼法，每到春季，帝王都是要祭祀东方的，而其所用的礼器便为 — –“青圭”。
依“五行”、“五色”、“五方”相对应的理论，这里当对应的为“木”、“青”、“东”。而在考古实践中，我们今人知道，“圭”应当是出现于新石器文化时期的石斧衍化形成的。这里要注意，它绝非像以往的民粹主义学者所言，为泱泱华夏所独有，欧洲的湖上居文化，远在大洋洲的毛利人，它们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形制相同的玉器。

除了天子在祭祀中使用的大圭，在封建社会中，命圭还扮演着划分等级的作用，据记载：王执镇圭、公执桓圭、侯执信圭、伯执躬圭。以往的学者一般认为”镇圭”取镇守四方九州之意；“桓圭”表国之栋梁之意；“信圭”，信通身，表示执信守誓；“躬圭”表示事事躬亲，勤于国政之意。

当然，自古以来的大圣先贤们依据文字与自己的学识对上述“圭”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解读，存在有一定差异，我们在此不便展开详谈。同时，许多前辈学者也曾数度尝试，通过文字描述来推测各种玉圭的造型与纹饰，但受制于当年没有科学考古作为物证依托，其中难免充斥了望文生义的内容，今天的我们切不可依此菲薄。

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古籍中对它的一段形象描述：“大圭长三尺，杼上终葵首。”后人对郑司农这段文字有多种解读，一般大家都认同“杼上”指圭本身下小上大的渐变形态，也有部分人认为“杼”即是“柲”。为穿入“圭”下方圆孔的木棒，笔者自己也倾向于这种观点。

而对于“终葵首”的争议就比较多了，有人认为“终葵”应为“冬葵”，也就是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夕”的那种蔬菜，今天这东西已经不多见于餐桌之上了，据说宋代前后就被培养成今天的大白菜了。不过我们去看它叶子的形状，无论用哪一种圭的造型去附和，恐怕也都不太有说服力。

参玉认为这里的“终葵”首先可能是一种“蕈”。据考证，最可能是今天的松茸，（现在我们说的“地蕈”为“地衣”，关于蘑菇的分类也不在这里赘述了。）这样看是不是更形象合理？但这还没完，我们的神话传说之中还有一位驱魔捉鬼的大神与之名字同音，这里面是存在着许多细微的联系的。

我们不必理会李世民疑心生暗鬼的那则传说，毕竟宫禁森严，皇帝真做了什么亏心事也不会宣传得满城风雨、妇孺皆知。钟馗明显是民间传说中自然形成的一个神话人物，后由文人重新整理塑造，其身上充满了对黑暗不公的揭露与讽刺，和落第秀才怀才不遇的发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位捉鬼天师从性格到遭遇，和弼马温有诸多的相似之处？

而其名字的发音又刚好与商代巫师所戴的方形尖顶面具“终葵”相同，他们的工作内容似乎也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。而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，我们知道圭、璋、璧、琮、璜…这些玉器在人类文明早期都曾被作为天地神人沟通的灵媒，参与宗教活动。

综上所述，“圭”这个玉器形制在早期有过一定的实用功能，为石斧的衍生品，之后曾被用于象征神权，到了周代又被确立在封建礼教之中，用于高等级祭祀与身份的认证，再后来又衍化为官员上朝时所用的笏板，此时才有了竹、牙等材质的使用，也就是郭子仪家中“七子八婿满床笏”的道具。

而“终葵”当是指与尖头圭造型最为相似的面具，在巫卜行为中象征某种强力意志。按照古时物多、意多、字少、音少的文字发展规律，形象与之相似，生命力惊人的松茸同时也被称为“终葵”。

至于“钟馗”这一神话形象，因为创作之初寄予的美好愿望，刚好与“终葵”高度一致，所以就用了前者的谐音。今天人们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经常愿意画上柄头大身细的宝剑，有可能是数千年来沉积在人类基因记忆中“玉圭”的遗迹。